發(fā)房產證無益于解決“三農”問題

    近日在參加全國政協分組討論時，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建議國家應該對農村的住房制度進行改革，給農民發(fā)房產證。（3月7日《山東商報》）

    此言一出，即引發(fā)了各方的爭論和質疑。至于為何要提出給農民發(fā)房產證呢，厲教授給出的解釋是：“（發(fā)了房產證后）讓他們出租或者轉讓，增加他們的財產性收入。從另一個方面講，農民有錢了，又可以進一步擴大內需。”不言而喻，在厲教授看來，房產證就好比一條扁擔，只要往農民身上一橫，就能立馬挑起兩頭，既能幫農民發(fā)家致富，又能為國家排難解憂。

    但是，倘若真給農民發(fā)了房產證，其是否就能深受其益呢？按厲教授的說法，“農村是集體用地，房子沒有產權證，這樣就不能抵押、轉讓，甚至連出租都有困難。”言外之意，現在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似乎已經不合時宜，甚至成了束縛農村經濟發(fā)展的一大桎梏；反之，若是作一下變革，讓集體用地真正成農民的私產（發(fā)房產證），農民就可以通過房產的上市流通來獲利。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其所言不虛?，F在許多農村地區(qū)都存在融資難的問題，也有部分農民正因為急于用錢或是進城務工打算轉讓宅基地，還有一些城里的人想住到農村去。因此，按厲教授的建議，農民們確實可以通過抵押房產來獲得小額貸款，或是通過轉讓自己的老宅子來解燃眉之急，當然興許還能增加一點所謂的財產性收入。

    然厲教授有所不知，農民們走出這一步后，得到的僅是一時之利，失去的卻是一個將來的退避之舍和長久的生存之基。因為，給農民發(fā)房產證即意味著農村的宅基地要一改原來的集體建設用地性質，從此被打上市場化、商業(yè)化的標記。眾所周知，耕田刨地是農民的專長，但商業(yè)化運作不是其優(yōu)勢。換言之，農民將房產抵押、轉讓之后，最終會“流轉”到誰手里呢？當然是那些擅長炒買炒賣的商賈之人。如此一來，農村豈不就成了開發(fā)商的天堂。屆時，就會有成群結隊的富商下鄉(xiāng)建洋樓蓋別墅，希望的田野上就會奔跑著前來拆遷的推土機?？上攵瑑A巢之下豈有完卵，中央死守了多年的那條“十八億畝耕地紅線”即會在一夜之間被棄如敝屣?；蛟S若干年后，像厲教授這樣的杖朝之人可以安心地神游仙鄉(xiāng)，但農民兄弟的子孫后代怎么辦呢？

    簡言之，給農民發(fā)房產證，看似在為農民謀福祉，實則是想打農村集體用地的主意，這有違中國農村的歷史現實，也不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?；蛟S我們的農民兄弟還一時搞不懂何為“財產性收入”，但他們深知土地對于子孫后代的意義。但愿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今后能不恥下問，向那些失地農民和拆遷上訪戶學一點簡單的道理。

    此外，給農民發(fā)房產證后是否又能真如厲教授所言，“可以進一步擴大內需”呢？這似乎文不對題。同農村的融資難與農民的房產證毫無干系一樣，當前我國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農民的收入不足，而在于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，以至于奢侈品消費畸高，中低檔消費增長乏力。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日前曾表示：我們國內高檔消費品去年增長了23%，而且在境外消費高檔品的人群增長了30%，預計我國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現在處于世界第二位。由此可見，不解決好切蛋糕的問題，不加大對農村的幫扶，不提高農民的經營性收入，想靠一紙房產證來擴大內需無異于癡人說夢。

    好在與厲教授的建議相比，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“三農”問題的表述倒是全面具體，切合實際。報告中提出：要加大“三農”投入，完善強農惠農政策；加大政策性金融對“三農”的支持力度；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；建立耕地保護補償機制，大興水利等等，都是意有所指且一一切中時弊?？梢姡醒胧窃诎?ldquo;三農”問題當作一個系統(tǒng)工程，并旨在通過建立一系列長效機制來加以解決；而非我們的某些經濟學家一樣，唯眼前的GDP是從，只知道想方設法賣地皮。

    總言之，在“三農”問題上容不得信口開河或是出餿主意，也容不得惺惺作態(tài)地閑情偶爾寄。如上所述，像發(fā)房產證這樣的短期行為不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，也無益于從根本上解決“三農”問題，相反只會削弱農業(yè)的基礎地位，甚至會葬送我們黨的執(zhí)政興國之基。